缝纫机乐队

绝大部分都不太了解，纯截图凑热闹。

萧玮，麦田守望者乐队的主唱。当时觉得这个乐队有点熟悉，好像完全是因为那本书。

姚澜，二手玫瑰乐队的吉他手，在这支以骚气妖艳著称的东北二人转风格的摇滚乐队里面，我觉得姚澜穿旗袍是最性感的。乐队风格太突出，现场氛围太热烈。

李延亮，中国第一吉他手。超载乐队吉他手。江湖地位高，江湖人缘好，韩红的初恋情人。在老狼参加的那届我是歌手中露脸过一次。

彭磊，新裤子乐队主唱。新裤子乐队是比花儿乐队更早的摇滚朋克。

欧洋，面孔乐队贝斯手。

赵明义，黑豹乐队鼓手。就是前一段时间端着保温杯泡枸杞的中年大叔。

谢天笑，中国地下摇滚之王。现在也在活跃中。

雷刚，天堂乐队主唱。

肖楠，眼镜蛇乐队主唱。

高虎，痛仰乐队主唱。这是一只至今仍然活跃的乐队。

龙隆，鲍家街43号乐队吉他手。此乐队在2000年左右因为中国摇滚的半壁江山-汪峰的单飞儿解散。此乐队的那些歌儿真是好听。

刘义军，唐朝乐队吉他手。黑豹和唐朝是两个江湖地位最高的摇滚乐队了吧。

斯琴格日乐，传唱最广的歌应该是那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和臧天朔有过很多交集。

黄贯中，Beyond乐队吉他手。也参加了我是歌手。他的老婆是紫霞仙子朱茵。

叶世荣，Beyond乐队鼓手。

赵英俊，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夜店》那部电影中，很搞笑，长得像雪村，雪村更像光头强一些，像光头强这件事情在这部电影中还成了一个梗，谢天笑问他“你是光头强吧？”。在大鹏的煎饼侠那部电影中，也和他有过合作。

谢天笑问赵英俊：你是光头强吧？

刘嘉卓，就是让高晓松看完视频后摔吉他，李延亮点赞的那个吉他少年。

首先，大鹏还是有想法的一个导演，其次，这里面的每一个人完成的都不错，而且我觉得还是松弛有度，有笑点，也有泪点，这里我感觉还是把握的不错的，不过就是有点太理想主义了，影片的最后，感觉那种摇滚情怀才出来，那么多人齐聚，有很多熟悉的摇滚人一出现，大鹏唱着beyond的歌，我是真的感动了，不管电影怎样，能把这么些中国摇滚人请来，就是牛逼了

我本人不是乐手，也算不上个多专业的摇滚乐迷，关于这个话题，按说没什么可聊的。但是机缘巧合，来《缝纫机乐队》客串的这十四位音乐人，每一位我都采访过，得到一些信息和思考，因此觉得有义务分享出来。

我以前拍了一部摇滚乐题材的纪录片，是我的毕业作品，花了十个月时间跟拍一支年轻的北京硬核乐队。那时我觉得他们这些搞摇滚的特酷，精力充沛，能独立思考，身上还都有那么点理想主义的劲儿。当时对于摇滚乐的理解也差不多是这样，觉得摇滚乐一定要批判，要愤怒，要觉醒，觉醒，永无尽头。

最后采访的时候，每个人我都要问一遍“你觉得摇滚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完全超出了我的预设。他们说：“我觉得玩摇滚就是开心，就觉得这音乐好听才玩的。我们吃喝不愁，没什么可愤怒的，所以就不表达愤怒。”当时我就崩溃了，反思自己为什么拍了十个月还是没有把摇滚精神给拍出来。想了一夜，终于想通了，或许抛去我所谓的摇滚情怀，踏踏实实去挖掘新一代摇滚乐手的生活现状和精神世界，是更贴近真实的选择。于是给片子命名为《无忧》，剪一剪，顺利毕业。

后来有机会采访一些国内老牌的乐队和音乐人，还是每次都会问一下那个特别老套的问题：你觉得摇滚是什么？

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笑。

老五说：“哎呦，这个精神啊，千万别下定义，这音乐啊，它就是个媒介。”

萧玮也说：“音乐只是你跟我之间的媒介。所有艺术都会被贴上标签，这样为自己能够更好地区别于人。不是有人说摇滚就是个大骗局嘛，所谓的Rock Star都不像想象的那样愤世嫉俗。”

李延亮说：“摇滚乐有一种唤醒功能，它是一个能量。”

龙隆说：“摇滚乐的核心还是批判，它不是歌颂。”

雷刚说：“反叛是它的一部分，这是需要的，但不是绝对的，有可能这个反叛本身它也是个监狱。摇滚乐对我们的意义可能就是追求自由，追求自由的表达方式。”

高虎说：“摇滚不是什么。”

赵明义说：“摇滚它就是那俩字儿，它没什么。我们只管做我们的音乐，做我们的人就好了。”

谢天笑说：“做音乐应该享受那个过程，而不是去坚持做音乐。”

最后采访肖楠的时候，她笑得很爽朗，说：“摇滚精神这事儿我觉得永远说不清楚，咱还是别聊了。”这个时候，陪她一起来的火叔在场外插了一句：“要我说，摇滚从来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条件反射的行为，它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我们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随后甚至夸张地鼓起了掌。现在想想，火叔的话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大概是他把摇滚的音乐属性放在了精神属性之前，说出了享受摇滚乐的人最认同的状态。

看《缝纫机乐队》的影评，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只是打着摇滚乐的旗号，其实并不触及摇滚精神核心。甚至有人打着真假摇滚迷检验机的旗号，对电影当中流行风格的元素进行了全方位鄙视。其实这个问题在《爱乐之城》上映的时候就有过讨论，当时也有爵士乐迷不满电影一边宣扬热爱爵士乐，一边用大量的流行音乐做配乐。

这两天，音乐圈中的鄙视链这个话题再一次被大家热议，说搞古典的看不起搞爵士的，搞爵士的看不起搞摇滚的，搞摇滚的看不起搞流行的，然后他们都看不起搞说唱的。其实不光是音乐圈，很多圈子都有鄙视链，但无论是哪个文化圈子的鄙视链，在我看来都是源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矛盾，因为这两个矛盾不可调和，所以会有各种人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打口水仗。首先我确实承认，不同的音乐类型存在音乐上复杂程度的高低，但每种音乐都有精华和糟粕，摇滚乐里多的是平庸的作品，流行乐里也多的是好听的歌。所以用音乐类型来标榜自己的品味，真的不是高级的装X方式。何况一个热爱古典音乐的人和一个热爱嘻哈音乐的人在享受他们的音乐的时候， 又有谁能判断谁从中收获的感动更高级呢？

所以“摇滚是什么”、“真正的摇滚精神是什么”、“摇滚过时了吗”，这些命题就像“文学已死”一样，是伪命题。说到底，看书、听音乐、看电影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私人的事，如果你真的喜欢，请尽情享受它；如果你没那么喜欢，也不要迫于任何舆论的声音去假装自己喜欢／讨厌；如果你讨厌，可以表达出来，但要给别人喜欢它的权利。

大舌头能当乐队主唱吗？当然可以，唱歌不大舌头就行了啊，胡亮就是这么一个说话大舌头唱歌不大舌头的乐队主唱。 胡亮对于大吉他的热爱，就像个小孩子对他最珍惜的礼物的感情。他一心组建乐队，居然以只有一个人的乐队忽悠来了经纪人程宫。无语至极的程宫开始了招募成员，不过这成员也是不一般，喝大酒的喝大酒，面壁的面壁，未成年的未成年，还有一个脑血栓😂 “你这吉他再弹几年，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我”“成为下一个您？不可能！我不可能得脑血栓。”胡亮是真的不会聊天，能把人气死的聊天方式，没被人打死也是有福气😂 大吉他被拆的那一段，不争气的被感动了。胡亮撕心裂肺的哭喊就像一个孩子失去了他最珍惜的礼物，他像个孩子一样不停地说那些拆了大吉他的是坏人，程宫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工人，我才是坏人”。 程宫离开了集安，在堵在了路上的出租车里突然听到了缝纫机乐队唱的《都选C》，原来那两个摩托车手不是骗子，他们的确做了两个旗子，也让缝纫机乐队的曲子从集安飘到了更多地方。这是被感动的第二个地方。 程宫唱起beyond的《不再犹豫》的时候，万人合唱的场面，是被感动的第三个地方，看到beyond成员黄贯中叶世荣出现在电影里的时候，即使我并不是beyond的忠实粉丝也被感动地一塌涂地。梦想实现时的欣慰、自豪，那一定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欢喜的同时也会情不自禁的哭泣。 电影最后，摇滚公园的大吉他没了，但集安有了另一个大吉他，希希演讲的地方，那栋楼修成了一个大吉他的形状。 彩蛋很好，鼓手炸药心心念念的丽丽真的出现了，不过其实她叫彤彤，丽丽是谦大爷养的那条狗的名字，彤彤是谦大爷的女儿，缘分真是奇妙。 好玩的地方 小岳岳演的希希她爸到底是怎么在头发里藏了银行卡、存折的？ 希希她妈和丁建国他爸带着一帮人出场的时候，黑白对比分明啊！ 吉他大帝的诊所，哇，那设备真是不一般的牛！

（文/杨时旸）

既没有什么所谓燃爆，也并不觉得哪里搞笑，这就是《缝纫机乐队》最直接的观感。这部电影就像故事中那个乐队的名字一样泛着一股尴尬又莫名其妙的味道。

很明显，这是一部企图以喜剧打底，但终究要贩卖情怀和梦想的电影，但遗憾的是，这二者最终彼此抵消，使劲挠痒但终不得法，努力煽情也事与愿违。单独看喜剧设定的那些桥段，甚至还不如之前大鹏监制的那部《夫子雄兵》，《缝纫机乐队》沦落到几乎只能依赖于东北口音本身的一点点喜感拯救自己。

当年，大鹏执导的第一部长片《煎饼侠》被众人批评——段子拼贴，卖弄小聪明云云，但不可否认，那个故事充满密集又扎实的笑点，更重要的是，即便最后的煽情段落也看得出那是大鹏多年以来真实心路历程的一次重述。那部电影让大鹏自我确认了他的故事套路——无助又坚韧的底层小人物为梦打拼，啼笑皆非的境遇混搭着自嘲精神，维系骨子里坚挺的理想，他企图在《缝纫机乐队》中复刻这一切，但是却散失了魂魄，徒留空壳，《缝纫机乐队》味同爵蜡般的呈现一个又一个毫无悬念的段落，最终导向一个更无悬念的结尾。

如果放在15年前，哪怕是10年前，用摇滚乐代言理想主义尚且可以理解，但是21世纪都已经走过了17年，在这个时刻仍然絮絮叨叨地诉说着摇滚不死的说教，一切都显得那么莫名其妙，而且，把这一切都安排在小城集安，这怎么看更像是一个地方性的旅游宣传广告，而不像一个可信的故事。

作为当下的观影主流人群的年轻人或许都已经不再知道，曾经有一个词汇精准地描摹过这故事中乔杉所扮演的胡亮的状态——死磕。1990年代中期直至2000年之后的一小段时间，死磕仍然被认作是一种精神力量，一个可以大张旗鼓说出口的豪迈词汇。北京的树村、霍营和东北旺，那些残破、肮脏、地处边缘地带的摇滚村，吸纳收拢着众多从各地奔赴而来准备死磕到底的摇滚乐手，他们企图对抗一些事情，建立另一些事情，虽然他们所对抗的和企图建立的到底是什么又都暧昧不明，但是那种抵抗的姿态感染了自己。日后，这些人中，有的进入了商业系统，有的下落不明，但无论怎样，人们都不再提及所谓的死磕，并不是因为什么摇滚精神的衰落，而是不再需要那种戏剧化的“战斗状态”，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东西，让一切变得琐碎、漂浮，但是也让很多事变得丰富和多元，比如乐迷和渠道，即便再小众的乐队也都纷纷找到了具有粘性的听众，乐手们早已不再需要对谁拔刀相向，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中去看待《缝纫机乐队》的故事，胡亮的行为就显得异常诡异——一个声称热爱摇滚的男人，只写出了两句歌词，却莫名其妙的花费巨资寻找到了一位过气的经纪人，要求对方为自己打造乐队？大鹏所出演的程宫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这个人物的价值是什么？他的出现推动了什么？既然胡亮本人可以散发传单吸引乐手，既然他自己就认识一个又一个深藏不露的摇滚高手，为什么还要倾家荡产地把程宫找来？难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激发程宫的理想和热血吗？这个故事的根基本身就很可疑，几乎是不成立的。

故事中对“摇滚公园”的征地也好，对于吉他图腾的拆除也罢，这一切不过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对于某些美好记忆的吞噬，而胡亮用以解决和拯救这一切的方法却比自己高薪邀请经纪人更为离奇——他企图用一场演出，让当地政府看到这座小城的摇滚精神不死，从而收回开发那片土地的经济计划。这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呢？这是执着还是痴傻？一个地方政府会因为看到一些人喜欢摇滚乐就放弃开发房地产吗？更何况，摇滚乐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被中国的哪一级政府如此大张旗鼓的首肯过？这到底还是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

大鹏的一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迅速吸引人，是因为他对于真实、世俗生活细节的把握和转述能力，但是这些特征在《缝纫机乐队》中全然不见，到处都是逻辑漏洞，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主题先行，类型既定，再随后进行故事罗织的创作方式。为了表达理想、热血和对庸俗生活的对抗，从而陷入了臆想。

抛开主题和故事构建，再去看看这部电影无法摆脱的摇滚情结，一切就显得更加暧昧不明，这到底是拍给摇滚乐迷看的电影还是拍给普通观众看的呢？大鹏植入了大量只有乐迷才能解码的细节，那首《都选C》中有涅槃乐队的经典前奏，有AC/DC乐队名字巧妙的融入，有对约翰-列侬那句鸡汤的挪用和改写……这些到处埋藏着的小小彩蛋，对于真正的乐迷来说，浅显得像个笑话，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又显然无从代入，更不要说那一个个真实的摇滚乐手在片尾亮相时的桥段，就更显得莫名其妙，所以，这一切又一次尴尬了起来，就像是于谦头上那顶崔健式的棒球帽和韩童生身上那件机车夹克一样水土不服。中国的摇滚乐从来不曾像故事中臆想的那般辉煌，也从未像他们描述的那样面临死亡，说到底，这就是一部隔膜的电影，和真正的现实隔膜，和中国摇滚乐隔膜。或许，为数不多的对于摇滚的敬意只在于，大鹏真的注意要求所有人敬金属礼的时候都纷纷收起了大拇指，可问题又来了，这个标准的重金属致意和他们乐队演唱的那首高中生水准的励志歌曲又有什么关系？一群喊着摇滚不死的人，愿意用生命去捍卫摇滚的人，最终唱出了一首和摇滚毫无瓜葛的歌，这或许是对这部电影最微妙的反讽。

（本文首发“枪稿”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