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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的过程中就隐约觉得导演的镜头所呈现出来的态度给我带来一种不适感,那是一种“导演不尊重被拍摄者”的感觉,这种不适感在结尾处当徐童导演问出洪苗的那些话时达到了最高点。
果然,了解了一下《麦收》的背后,关于徐童导演,得知他本人因道德上的问题引来争议:他隐瞒了拍摄该片的真实目的,未经当事人许可就把片子在国际上公映,当事人的家庭信息甚至没有打码处理。(结果是《麦收》揽获了海外各大奖项)
一开始导演跟被拍摄者说这些影像只用于高校教研,不会公映,可一转眼就拿去海外参赛。这种没有经过被拍摄者的同意就把影像公之于众的无耻之徒行径,不过是导演打着人文关怀的旗号消费底层人物罢了,用他们的不堪来换取事业上的成功。
好闺女之外,妓女是苗一体两面中的不体面。片子没有交代苗为什么做出了这个常理下不明智的选择——镜头里落后的农村、老病的父亲或许能稍作解答。工作即是出卖身体,没有什么贵贱高低。可潮流的音乐,大红大紫的铺盖并不能为她换来一点体面。因“歇逼”而生气的苗,放出的狠话也不过是“你要是有兴趣,就打电话联系我,要是没有,就滚他妈的”。只有偶尔的泡泡鸭子,能让她汲取一些尊严。苗当然也渴望不与金钱挂钩的感情——于是她不可抑制地沉溺在与强的电话粥嘴贫中。苗用着当年的流行语警告这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你千万别对我动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临了,曹大夫用严谨的医学知识宣判了苗老父的死亡,强则用一句浪漫的“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一颗流星”给爱情下了最后通牒,我们不会知道,苗究竟在为何落泪。臭男人将情节推向了极端的戏剧化,然而可怖的是这是纪录片,是一米巷里潜藏的真实。当年第一次走近炮房的时候,苗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陷进去以后该怎样逃出来?豆友懒画眉的影评里说:“流动性给人以某种可以改变命运的幻觉。但更多的事实还是随波逐流的无力感。”得过普利策奖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里则有这么一句话:“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分割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和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和滋养。”流动性予苗们这些“外地来的”以希望,恶劣的生存环境又夺去了他们成家的可能,隐私与安全感自然要么沦为敝履,要么成为奢望。这也是为什么城中村蕴存着无限的叙事可能。
转场很有想法(尤其是警车隐喻),从琐屑的生活素材中剪辑出思路清晰的纪录片,也很见功力。关于这部片涉及的道德伦理,不想也没有资格去谈论太多。只是烧烤摊外苗接电话时导演那句“扬声器”、苗接完分手电话后“到底怎么回事”的质问,抹杀掉了这位精神嫖客的最后一丝温情。
这部叫《麦收》的纪录片讲的不是麦收,讲的是一个当妓女的姑娘。
她在河北农村的家,她的在同一个老鸨手下的同伴,她在街边理发店的工作,她的从嫖客变成的男朋友,她和姐妹租的民房,她们的粉红色炮房,她的靠她养活的父母,她的话语,她的日常。
不是个敏感小家子气的女孩子,所以能做这样的工作。但也许就是习惯。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工作也就是工作。
嫖客变成男朋友后就有了感情,当男朋友又去嫖别的女人,爱笑的姑娘也会流泪。
民房是郊区小镇街边没有装修过的房子,门前拉着绳子晾衣服。水泥砌的水槽里放着脸盆,龙头里没有热水。小镇的街上尘土飞扬,一下雨满地都是泥。姑娘去检查身体的医院墙上贴的白瓷砖,窗台上有灰土。医生的办公桌边挤满了人。
姑娘有时候穿吊带背心,有时候穿运动装,有时候穿套装,有时候穿绒衣。都是街边上小店里最普通的衣服。
我下了班以后找出这部片子来看,三米问我看什么,我说我看一部讲妓女的片子。他也来看。我们就并排坐着看。
我说,就是一份工作。山米说,是,就是一份工作。
每个人都要工作来维持生活。在中国是这样,在这里也一样。
我用我的电脑工作,山米开车到一个店里去工作。我不工作的时候就带着孩子,我工作的时候山米就排班轮休,在家带着孩子。
时间刚好凑起来,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共同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们已经两三年几乎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了。
但是这就是生活。我们不知不觉就过到今天这样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有时候也会有点闷。但是孩子一天天迅猛成长,丝毫不会等人。生活不知不觉又会变成不同的样子。
我们也都算走过山重水复,这点生活经验已经有了。
只是看着这个姑娘去的地方,住的房子,见的人,说的话,就知道我们俩都起了一样的心思,我们的思乡病又犯了。
脏兮兮的医院,没有热水暖气的房子,灰扑扑的街道,昏暗凌乱的夜宵烧烤摊子,看起来一点都不美好,可是心里觉得亲切。
哪怕其实我没有真正那样生活过,可是那样的生活曾经三百六十度包围着我,浸润着我,不用刻意去看去听,那样的生活曾经是我呼吸的空气和流淌的热血。
我所说的那样的生活,是我人生中见识过的第一种生活。
姑娘住过的简陋房子,我小的时候也住过。姑娘和朋友们去吃的夜宵摊子,我生活过的小城里晚上到处都是。我那时候是好孩子,漫长的青春里竟然只吃过两次宵夜,一次和同事,一次和同学。但是山米吃得多,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日夜颠倒着过的。姑娘的男朋友在建筑工地上开塔吊,我当然没有在建筑工地上的工作经验,可是我的叔叔婶婶和我的堂姐堂妹都常年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挣钱。我的叔叔有一年还白做了,老板跑了,工资没要到手。
姑娘去看病的医院,和我去过的医院没有两样,我也在医生的办公桌前焦虑过,烦躁过,和人推搡过。姑娘去找鸭子的KTV包房,和我们同学聚会时去过的KTV包房也没有两样。我们唱K的房间隔壁,就有人要了“公主”。这些"公主”的工作,和姑娘的工作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价位。姑娘一次一百,包夜三百,大概算是最低档次的了吧。
那样的生活,是如果不离开就会被当做天经地义的生活。
是构成我最内核部分的砖瓦和灰泥。
一个人不管怎么蜕变,不管怎么包装,不管怎么建设,不管怎么舍弃,这个最内核的部分是改不了丢不掉的。永远在那里。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当下的生活,但是我们来自的生活,从未变成过去。
姑娘家在农村。麦子熟的时候她父亲得了重病,姑娘回乡去收割金灿灿的麦子。
麦子不是我老家的庄稼,我老家种的是稻子。
稻子熟的时候也是金灿灿的。我不是农村长大的,没有收过稻子,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的姑姑舅舅叔叔姨姨们,都是要双抢的。现在老家还有没有人种稻子,我不确定,长辈们都老了,而我知道的我在农村的堂兄堂妹表姐表弟们,都在外面打工。也许老家的田都荒着了吧。
毕竟我自己也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
片子是零八年汶川地震那一年拍的。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看片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弹幕上说,这个姑娘现在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这就对了。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日子天经地义就是这么过的。
2016.6.18
从来没有一个国内的纪录片导演如此直白地在镜头下展现一个群体——妓女和嫖客群体。直到徐童这么做了。不仅镜头对准“鸡”“鸭”以及他们的消费者,而且有名有姓,毫不隐讳,导演还跟着女主角回到她老家,拍摄她父母,她父母也有名有姓,有头有脸地完整出镜,叙说着女儿的出息。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女儿拿回家的那么多钱是怎么赚来的。这个片子貌似极有猎奇色彩,但其实,导演的用心也较容易看出:他试图将这个群体里清晰的个体,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以极其普通平常的方式展示出来,达到“去魅”的效果。导演在片中丝毫没有道德评论,甚至隐隐可看出,导演与这些人是站在一起的。他镜头下,只有一群鲜活的人,一群因种种原因,在大众视野里被遮蔽的人。如果你作为消费者去面对他们,只能见识到极不真实的一面。而此片的导演做到了,跟他们玩在一起,吃喝在一起,达到哥们和闺蜜之间聊天的程度。因此,我们看到,人们眼中的“妓女”和“嫖客”,除了交易关系,其实也有不少存在情感联系的。至少,是一种互相慰藉的关系。与金钱无关。这种职业的从事者和消费者,第一次作为普通人,在镜头前展示他们的日常真实状态,喜怒哀乐。因此 ,这个片的价值再怎么评价也不为过。这也是徐童的纪录片处女作。曾经引起巨大争议,引起一拨抵制浪潮。尤其片中一位出镜的妓女,对被制作成纪录片展映感觉到震惊,抗议两三年之久。不过此片特殊在,本身就是一个地下电影,只在国外电影节上展映并拿奖,在国内,进行过极有限的几场小范围放映。它从未公开化过,没走上官方通道。因此对它的抵制也像锤子打棉花,最终并没起到彻底扼杀此片的程度。仍能从盗版渠道获取片源。导演拍此片的过程充满了说不清的色彩,他是不是欺骗了被拍摄的对象,是不是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友谊?不清楚。这些争议本身,也是极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作为纪录片,这个片有着非凡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郭力昕2009年在台湾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他说:“徐童导演在《麦收》里态度非常清楚,他想给这些“没有面目”的人一个正常的、坦荡的面目,让观众看到,最底层的性工作者,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责任感、有七情六欲、有尊严、屈辱与与自信、有挫折也有快乐的人。
真的吗?
纪录片中的人绝大部份依赖导演的呈现,而徐童导演有意把红苗描述成一个普通人——“有责任感、有七情六欲、有尊严、屈辱与与自信、有挫折也有快乐”的人。他采取平视的视角去描述这个人,这种人之平等在我看来是“应该”,如果社会觉得导演视角独特而追捧,是这个社会病了,不是徐导的超脱。
第二,徐导展现的是不是真实的红苗?如果红苗真是他镜头中的那个有点可爱的平凡姑娘,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红苗会走上这条路——这里才是这个人的核心。
在国内从事这一行,原因无非被迫和自愿,红苗的状态平和,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反抗意识,那便是自愿。自愿卖身又分三种,生活所迫、懒惰、性瘾。
生活所迫?她的父亲得病,但似乎并不很重,生活基本能自理(能穿衣),接受采访表达清晰,红苗家有田地,房子不小,有兄弟(似乎兄弟还娶了妻),装修看起来不是真正的贫苦人家。红苗回家,给了母亲2000元,这个数对她来说应该不算什么,毕竟她还有钱泡鸭子,“也不贵,100块一次”。父亲的病恶化是在片子后半段——红苗从业许久以后。而在她选择从业时,生活显然没有给她造成难以负担的压力。
性瘾?导演没有提。但设想,有性瘾的妓女,对于一个导演而言将有着丰富的意涵——为什么不常换男友(像《女性瘾者》里夏洛特甘斯伯格那样)而选择卖身,下面有大量值得挖掘的东西,导演通常不会错过这样的好选题,而流于表面去拍日常生活的琐碎。不过既然导演不提,我们无法排除这一点。
剩下的即是懒惰。这也是我看来红苗最有可能从业的原因——不管她是以何种方式入行,最终她选择留下而不是反抗,极大概率因为懒惰——这行来钱容易来钱快。按他父亲的话讲,红苗要是是个男孩子,她能闯出来。这样一个健康、有能力的人,最终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这才是片子最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个大环境何以塑造了这样一个人。而这样一个因为懒可以放弃尊严的人,在被人说“歇逼”之后,为了“尊严”毫不妥协,也显得诡谲或者意味深长。
当然,如果你要为妓女正名,说这也是体力劳动,收入都是劳动所获,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且导演和红苗本人都没想深入讨论这一点。反而,导演的呈现非常trick,他有意地展现了红苗那些常人情感,回避了她对卖身这件事的态度,是拍了皮子没拍里子。欣赏片子的观众,也许你们看到的是件好看的大衣。而我甚至开始怀疑导演拍这个片子的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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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